英国社会学家拉什以为，现代主义艺术是话语的（语言的）文化，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则是形象的，更有人说，我们进入了图像时代。于是，各种各样的展览也就为我们送来了光怪陆离的图像。回头望去，自吕澎在上个世纪的92年代为我们操作了一把“广州•首届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后，各类冠以学术名义的提名展、双年展便潮一般地涌上中国大陆，然而，这股涌动的潮流少的是艺术自身运动规律的潮汐，多的是人工操持的戏法，一句话，操作之术多于学术之术。这样说，也许太过武断，但是，当向以寂寞著称的学术闹起了集市的热时，活跃倒是活跃了，却独独少了原创、独特以及持续发展的可能。在学术的理性之光中，映照出的不是学者的澹定，而是打一枪就走的匪徒身影，如此游击式的展览，难道真的可以具备学术上的建构意义？为此，我不能不发出自己的质询：
     质询一：段落能够取代或成为文章吗？
     我曾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将首届广州双年展（油画）后一些重要的所谓学术展览及其学术主张列过一张详表，然后探讨其学术成果的成熟度，但是，列表之后，我真的有些怕了，不是不结果就是落果，真正成熟的果子几近于零。可能是我有些奢望了，学术尤其是艺术上的学术之果哪有熟透的？或许吧，但真正的学术之果亦绝非落地果之类当是不争之实。如此落果遍地的局面恐怕还是我们的学术主持人、策展人的操作理路所致。就目前我所能知晓的展览来看，大都是设置一个学术主题，根据这一主题选择一批画家的作品，然后，批评家、画家、画商会聚一堂，对媒体再来一番豪言壮语，最后，树倒猢狲散，各走各的路。必须指出的是，此时，展览已由古人的面对面转向当代的面对媒体，其“最重要的变化是发送者和接收者已经被间离开来，这样的交流不再局限于‘在场的有效性’，而是变成与不在场的主体交往的过程。”遗憾的是，这一美好的交流过程在今日国内画坛亦未持续展开，也就很难说持续发展了。究其源，仍是我们的展览未能以持续的形式探究学术策展人设置的非常好的学术主题，所谓的“双年展”也就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两年一次的展览。首届与次届，三届展览的学术主题既不相关也不搭界，这种孤立却又很难自足的学术展览的学术主题对于整个学术建构和学科建设来说，只能是一个段落，而非结构完整的文章。自然“段落”也有出彩的地方，但段落终究是段落，它难以成章的缺憾，最终使得所谓的学术展览只余操作之术。应该知道，学术的建构与阐释依据的是“文章”而非“段落”，文章可长可短，但“段落”永远不能成为文章。
     质询二：文化虚根上能够开出生命之花？
     目下的展览，无论主题展，还是双年展，由于前面所言的“段落”原因，先天地存有文化根性上的欠缺——虚根。依据王一川先生的解释，所谓文化虚根，是“指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如生活方式、宇宙模式、价值体系、伦理范式、心理结构、审美表现等所体现的普遍性失范、失落、虚无或空虚状况。”这种虚空性使得当下看似繁茂的学术展览之花竟然一无所附，昙花一现成了必然的命运结局。一个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各类展览中，对于传统国画的忽视，众多的双年展以及学术提名展也越来越像租界，只差那块著名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如果说，各类前卫艺术展总是试图探索艺术发展的新的可能的话，那么，这些展览却唯独没有探讨国画发展的可能性。国画发展的可能性被取消了，在不算少数的人的眼中，国画已成标本，博物馆是她的最好去处。博物馆就博物馆吧，如果我们的策展人及其展览真的能够融入他者（西方）文化之根，那么，也该庆幸。问题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文化根性上，我们总是飘忽不定。在飘忽不定中，也时有画家市场生效的新闻，除却文化他者的猎奇外，所有这一切亦不过“文娱”而已。当展览越来越倾向于“演艺化”时，我们策展人也可能通过展览推出几位市场意义上走红的画家，并且通过各类媒体大肆渲染，除了明星效应，这些走红的画家真的能在史的意义上为我们破解难题吗？画家就是画家，画家不是演员。事实是，越来越多地画家正在成为“演员”——借各类媒体表演而非表现。如此表演，又怎能与身为导演的策展人无关？这是艺术的悲哀，还是我们自身文化虚根的空所依傍？
     由于根性的虚无，“大话”成了许多学术策划展的不二法门。批评家朱其曾就双年展问题提出批评说，“（学术）主题的意义太宽泛了就不是主题，而是口号。”他举了两个双年展的例子，“比如人类的高原、开放的┄┅”等等。主题让位于口号，口号演变为“大话”。在进入图像时代的今日，我们又迎来了大话时代。俗话说，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做激烈晃荡状地各类策划展，除了“大话”还能说什么？非古、非中、非西的文化虚根上永远不能绽放真正的生命之花。倘若果真有花，充其量为胸花——饰物而已。
     质询三：市场真的是中国艺术的救星吗？
     没有人说市场是中国艺术的救星，但我们却在行动逻辑中体现了这一切。当展览成了手段，学术变成修辞，走红成为仪式时，我们还能奢望目下的展览有所建构吗？乐观的说法是，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学术展览，中画得以拓宽了自己的疆域，“水墨画”成了可以和油画比肩的一个称谓，这是事实。然而，命名之后，我们通过各类展览忙活的还更多的是跑马圈地——在市场之内占有自己的摊位。于是，样式、风格几乎成了画家市场生效的一个砝码，有了这个砝码，策展人便可以放开手脚。吴亮说：“（策划人）是一个到处跑来跑去的掮客，他从不为某几位固定的艺术家工作，相反，他永远代表买方利益，他不受雇于艺术劳动，而受雇于艺术资本，他对艺术家的使用往往是一次性的，一次展览、一次生意、一次他个人履历中的新添一笔”、“艺术家的想象力不再有必要，策划人的想象力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策划人出思想，投资者（捐助者）出金钱，艺术家出手里的活，成了现时代的‘三结合’”。有了这样的“三结合”，学术的产业化便成了不争之实，与此孪生的便是市场。毋庸置疑的是，市场将会促进艺术的发展，画家林墉说：“画能画到卖钱的地步，容易吗？”的确不易，但是，目前的市场只是一个大泥淖，它为艺术垫付资本乃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贿资、升值、附庸风雅等，而这众多的理由中却没有一条是为了艺术的发展。缘于这份欠缺，投资者的情感也必然不会是审美情感。此情此景，策划人的学术理性又如何升华为审美情感？丧失了审美情感，先前或说曾有的学术理性，学术热情也就演变为假学术之名的操作。学术权力、金钱顺理成章地具备了杨小彦先生以为的拜物教特征。有批评家以为，中国当代的一些著名批评家、策展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关键是一些客观条件，比如资金制约了他们的能力，这就使得他们策展时，往往会遗漏一些真正优秀的艺术家。但我关心的还不是策展人是否将所有的优秀艺术家聚到展厅里，而是来到展厅以及展厅之后，我们冠以“学术”二字的活动真的可以促进学术的发展吗？“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而述往事，思来者。”这是司马迁的经验之谈，而今日的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述往事”，又在何种学术高度上“思来者？”“述往事”与“思来者”的内在理路正是一种学术发展的持续性，围绕一个学术母题，持续而又深入地举办双年展，每个双年展可有不同的学术子题，持续下去，母题的探究才有深入的可能，非此，只能是游击战了。
     自然，话又说回来，时下众多的各类冠以学术之名的展览对于中国美术来说，也还是功不可没的，最起码的是，它们掀起了美术运动，而运动往往不必然地和学术建构关联，尽管运动往往和学术思潮有关，但其最大的职能还是激活思想，进而为学术建构创造基础。不过，如此丰功并不能成为我取消质询的理由，因为，它忽视了一个基本点——持续发展。同时，由于市场并非理性地介入，画家贵施化进程的迅速完成，艺术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伤害——远离艺术自身。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前卫艺术正在经历自己的浩劫——为金钱所洗？最终连灵魂也被洗掉。
     以学术的名义来展览，来艺术，最是冠冕，而学术一旦成为名义，学术还是学术吗？

编辑：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