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美院，我的母校，我没有提出身体不好等问题，但事实上，我血压低压120，每天下午耳塞听不清声音。我的妻子邓澍，‘文革’中被折磨得神经受到刺激，我每次回家晚了她就在门口等着——担心我又出事了。昨晚我在学校搞职务聘任，当回家后，她已被人扶着去了医院。为此，我恳请部领导，不要再安排我的领导职务。谢谢!”这是今年81岁的著名画家侯一民，于1986年12月写给当时文化部领导王蒙、高占详、英若诚信的结尾部分，这封《致文化部部长王蒙等同志函》的信，被侯一民命名为《泡沫集》收入到文集里。当时，身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侯一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因为之前他听说将任命他为中国美术馆馆长，他决心辞掉这一很多人觊觎不已的职务。侯一民年表显示，3年后，他在北京西山戒台寺旁边买了一块用来日后修建“逸园”的土地，并辞去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成员的职务。1993年动工，历时两年“逸园”建成。侯一民、邓澍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生活与艺术乐园。

　　——这段文字除了他毅然决然地离开纠缠自己的政务和对艺术创作的渴望，至少还隐含着另一种令人动容的信息：两位著名画家的相濡以沫，而把自己文集称作为《泡沫集》，则表明画家对自己复杂人生经历的基本态度。泡沫消失后，他们剩下了自己的艺术和收藏，终于可以专心对付自己“总想画画儿”的毛病了。

侯一民、邓澍夫妇合影

　　艺术人生共患难中的夫妻

　　侯一民和邓澍的结合被朋友们称为“天作之合”。一是因为两人近60年的恩爱岁月，二是在共同艺术创造上的夫唱妇随。1946年，16岁的侯一民考入徐悲鸿担任校长的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8岁加入地下党，并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1948年，他和自己的老师冯法祀配合，田汉成功将徐悲鸿留在北平，后徐悲鸿成功劝说傅作义保护北京的文物和百姓而和平解放北平。1950年，在北平国立艺专基础上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其实还有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解放区合并过来的华北大学艺术系，而华北大学是人民大学的前身。大侯一民一岁的邓澍便是从华北大学并入中央美院的女战士、女干部之一，和冯真、顾群一起，作为解放区来的3位女性艺术家，曾创作出一批令人记忆深刻的年画作品。1952年7月1日，侯一民和邓澍选择建党日举行了婚礼。

　　他们所组成的家庭，可谓“又红又专”，一个来自解放区；一个是中共地下党员，从这个意义，又可以说这是一个充满革命理想主义和艺术色彩的“黄金组合”。1954年，邓澍去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油画创作。这一年，侯一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同班的同学有冯法祀、靳尚谊、武德祖、詹建俊等22人。此后，这个班对中国油画的发展起到了一种举足轻重的作用。1961年，邓澍学成回国，两人得以团聚，开始油画艺术的合作创作阶段。从1958年到1985年，两人一起被选为第三、四套人民币的设计者。“文革”后，两人又共同开始了壁画合作创作的旅程，直到2009年创作完成大型巨幅壁画《抗震壮歌》。

　　侯一民，曾因画了一幅叫做《刘少奇与安源矿工》的“黑油画”，在文革期间差点被打死，“我内脏出血，而且宣布了我的死刑，1968年8月18日要把我‘献礼’”。——那段时间，邓澍每天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等挨批斗的侯一民回家，还有为他擦拭伤口，她的作品中，其中的一幅油画，就是在侯一民被挨打期间她画的，现回想起，很难想象当时的邓澍是怎样一笔一笔的把油画颜料摆上画布完成的，或许她想以此方式记述历史？

　　2008年，侯一民因患直肠癌怕邓澍担心，便给她留了一批“作业”，瞒着她到北大医院做了手术，经过7天7夜高危病房的折腾苏醒后，来到病房的邓澍第一句竟然是“我知道他没事”，又为侯一民画了幅病床上的油画肖像。邓澍的性格内向、善良、单纯、勤奋，而侯一民则豪放、大气、正直、执着。他们一个默默兼顾家庭和艺术，而另一个在艺术世界里任意驰骋。两人的政治和艺术激，经过半个多世纪后，在北京西山戒台寺旁一座看起来不显眼，而内里却价值连城的安静院落里，找到了自己最理想而恰当的呈现方式。“逸园”，有点地上伊甸园或人间净土的意味，这里的时光使他们其乐融融。

　　一枚硬币的两面艺术性

　　“怎么画肖像呢？他躺在地上，我就骑在他身上为他画像，因为他不能坐着，他已经昏过去了”，这是侯一民经常谈起的一个场景。当时在这个煤矿写生场景里，侯一民不知不觉地模糊了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和一个普通在场者角色之间的界限。他讲的是1951年他和叶浅予、艾中信一起到山西大同煤矿体验生活时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他于1958到1961年之间，创作的《刘少奇与安源矿工》有着至关重要的帮助。侯一民是一位把生活、政治理想和艺术激情结合得浑然一体的艺术家，他有一种把自己的思想和身边的环境细节结合到画笔上的能力，这一特色甚至延续到“逸园”阶段的当下艺术创作，在生活和艺术之间寻找到的契合，区别于其他同时代的艺术家。

　　作为中国第一代艺术家，他在艺术、政治之间和个人生活之间能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以至于他的行为里面有着艺术的成分，或艺术里面又有着强烈的政治行为主义。要说时光倒流当下，侯一民是一个行为艺术主义者，应该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在那个年代，写实主义概念下，画家们都在创作中实践着他们自己的情感和理想，在当时看来真实无比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个人激情，但毕竟受角色转换等方面的影响，每个人在艺术表达和现实结合程度上会有所不同，也许有的画家创作的纯粹艺术的成分会多一些。而侯一民则不同，他的油画作品里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达到了一种画如其人的合一。18岁参加了地下党并担任领导的经历，沉积了他的现实主义油画带有更多的自传精神成分。和同时代的画家比起来，侯一民的艺术创作与现实政治的统一，成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和与时代精神更加相符合的画家。从这个意义上，他应该视为那个时代最具有标志性的画家之一。人与画、现实与艺术浑然一体构成了侯一民个人和艺术特色整体气质上的和谐。这种来自生命本能的艺术稍多于政治激情，最终使他没有成为一个政治主义者的主要原因，后来他放弃了仕途上的追求，享受到解甲归田，在“逸园”有着半隐士性质的艺术和生活的双重自由。

　　而邓澍则始终是侯一民政治与艺术的理想主义大框架下的具体实践者，并非她缺乏创造力。而是因为她与侯一民在共同生活中，找到了自己所心甘情愿的艺术与生活真实感，同样的在艺术和现实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和契合点，则行为和艺术的契合也使她在创作上无疑带上了行为主义的特色，使两人身上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统一。他们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协作，后来延伸到他们共同的艺术创作阶段，如人民币设计、大型壁画、雕塑的创作等。几十年来，两人是在艺术和生活的双重团结协作的精神中度过，相比那些争来吵去的艺术家夫妻要幸福得多，艺术收获也要丰富得多。

　　基层生活的体验，侯一民对矿工真实生活的感受，为他今后的绘画艺术创作沉淀了基石，后来他对于现实主义创作实践的开拓，每当侯一民给学生上课时，他经常强调两点：“一是不要脱离开我们艺术产生人民生活的土壤；二则是不要离开我们艺术所服务的对象，艺术离开这两点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他们作品中，最能体现两人热爱生命和艺术的特色之作，则是一些油画写生性质的作品，如侯一民的《白洋淀采菱人》《邓澍像》《内蒙古布里亚特少女》和《夏日的莫勒根河》；邓澍的《傣家少女》《放牧的藏女》《萧淑芳像》《菏泽牡丹》和《侯一民像》系列等。这些处于生活与艺术常态下的作品，像盛开的生命之花绽放着两人来自现实和生命艺术的激情；娴熟的笔法和对艺术的理解与诠释。在“逸园”无拘无束的时光里，侯一民沉醉在自己富有哲学和寓言的现实主义国画创作和收藏之中，而邓澍则沉浸于对往事回忆和现实热爱的人物和花卉油画之中，但从整体上，两人的创作都像一个艺术硬币的两面，事实上，他们是在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着另一个意义上的合作——艺术手法及其如此不同，却构筑着两人共同的精神世界。“逸园”的日常场景让人想到那些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往昔岁月。

　　他们在艺术种类的广泛涉猎和个人艺术的庞大架构，无论是艺术起点的政治现实与艺术创作的统一，还是晚年富有童话色彩和禅学意味的“逸园”时光，侯一民和邓澍都以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为自己的艺术创作不断增添着一笔又一笔属于自己的色彩，同时他们不停地扩建“逸园”里的展厅，让“逸园”里的生活更具有一种童话和远离尘嚣的禅意色彩，使邓澍在这里创作也显得更加具有生活的强烈现实感。

侯一民、邓澍夫妇合影

　　一对时光的拐杖

　　“邓澍的身体一直不好，到了戒台寺旁的‘逸园’，她一边养病一边画画儿，大多时间里基本跟侯一民合作。无论是在钞票的创作上，还是大型壁画，他们都是亲密的战友，默契的合作者。”自1948来，一直保持密切交往的著名画家杨先让夫妇是侯一民和邓澍的好朋友，他们每次的见面都充满着欢乐，在习惯玩笑中，然而便沉浸于时光的叙事之中。81岁的侯一民思路清晰、敏捷、睿智而幽默，戏称自己的经历最简单，“谁都知道，黑画家”，在谈到“逸园”的扩建他称“人活着不就是找麻烦吗”。杨先让的太太张平良和靳尚谊、詹建俊等是1949年升入中央美术学院的同班同学，当年20多岁的邓澍曾任他们班的辅导员。张平良常称邓澍“我们的小老师”，随着时光荏苒——而邓澍笑眯眯脸上似乎永远洋溢着20岁时照片上的笑容。。。。。。

从左起杨先让、邓澍、侯一民、张平良老同学合影

　　“逸园”的三个展室都分男左女右陈列着邓澍和侯一民不同时期的作品，徜徉其中，仿佛时光在慢慢回溯。侯一民的作品从年画开始，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一应俱全，那幅《刘少奇与安源矿工》被批斗时在黑画展上的登记卡至现还保存着完好无损，其中有几幅是侯一民在朝鲜战场上画的美国战俘素描，在一幅叫做《可以开发票》描写法国红灯区具有现实主义幽默的国画前，他说；如果有时间，他每天会在展室里走几圈。展厅里，侯一民的幅幅作品令人过目不忘。如果说他的油画是时光的回溯，那么邓澍的油画留住了往昔和眼下的时光，从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时期的作品，一直到近年来的徐悲鸿、吴作人、萧淑芳、王朝闻、黄胄、李苦禅、江丰、董希文、李政道等几十幅，除此，新扩建地下的一层还藏有侯一民各种各样未实施或未公布的设计方案，以及他的一生在壁画和雕塑等方面富有创造力的巨作。“逸园”不仅着有大量的花卉、静物，还有几条名犬和几十只孔雀等，让人油然而生的感受到了翠林、鸟鸣、暮钟、明月的超然境界，这种通达自由的人生态度、恬淡野逸的生活，正如王维、孟浩然笔下的禅境。他的挚友杨先让、张平良夫妇俩参观后真切的感言道：“你们好像比我们多活好几辈子似的，这些东西，我们活几辈子都做不出来啊”！

　　其实，他们精心打造的艺术展厅并非一时感性，候一民说：他们一则是想把自己一生的习作、写生，还有存放画稿摆出来和老朋友相互交流，另一个意义是让以后的年轻人，了解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和创作历史的经历，虽然不怎么了不起，但是一个时代的特点”。

　　熟悉的朋友都知道“逸园”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约定，凡是朋友同学聚会，来这里的都要自己带饭，用这种不同方式，是他们之间想把自己亲手做的或自己喜欢的饭菜带到“逸园”类似一次往昔家庭聚会的时光重温。杨先让、张平良夫妇，每次到来就要带着自己的拿手好菜，还有周国谨和其他等同学，再加上邓澍做的“逸园”名吃——玉米粥等。虽说这几盘简单的农家饭菜，却让人不由的想起孟浩然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久之，自带饭去“逸园”成了朋友间一种约定成俗的一规矩。

　　此时正值秋季，“逸园”里的菊花开得正浓，自己亲自体会了侯一民和邓澍的精神境界的层面。在艺术观点上，谈起艺术“为人民服务”观，他不认为在战争年代形成之后又不断发展的“为人民服务”已经过时的说法。他说“没有这个基础不可能有现在的新国画、木刻运动、年画连环画的等。这是一个很宽泛、划时代的概念，并不局限于某种样式和形式以及某些低俗的迎合，它对中国的艺术发展有一种很大的促进作用，不然不可能有《黄河大合唱》等作品”。由此，杨先让也对一次小范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观点，他认为“生活中的荷花再美，没有笔墨和色彩中的荷花美——艺术来源于生活，要高于生活，像黄永玉、李苦禅、八大山人等大师的荷花”。。。。。。

　　聊起艺术高于生活等问题。侯一民善用唯物论的视角看问题，人生、生死、文化和艺术有着非同一般的开阔和旷达，身处闹市之外的西山“逸园”，让他有着佛教一般的超脱同时，却让人觉得世界上的事——尤其有关艺术的事，都与他有点关系似的。

　　在离开“逸园”的那一刻，我按下快门，拍到了送我们出来廊下的侯一民和邓澍拄杖而立的几张照片，可以让人想象到这一对与美术史相关的人物，在“逸园”的日常时光里，以及他们像一对时光的拐杖一样对中国艺术发展的支撑作用，更让人联想到从他们身上流过的匆匆时光。车子从“逸园”出来，转过几道山坡，清新的山间空气和尚未呈现秋色的树木外，戒台寺旁那座可以称作人文博物馆的院落似乎转眼便不见了。大诗人陶渊明那首著名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脑海里回旋不已。。。。。。。